念人有一篇伤感散文《重逢在珠江河畔》，情感描写得相当动人。究竟是一对情侣或是朋友在珠江河畔重逢？
不是简单的说是情侣或是朋友的。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简单的朋友，但是内心上却已像恋人般依赖。一封“冰冷”的信，说明女主人已挑明心意“相见不如怀念，不愿作者假借“蓝颜知己”之名却心中暗生爱慕之情，终于捅破那层纸，断了念想。
然而作者却已不能自拔，深深的陷入怀念之中，他相信终究”她“会回来的。一年后女主人带着悲伤在珠江河畔与作者相遇，像是命中注定，像是缘分使然，结局是美好的。
仅供参考！
l林清玄，余秋雨的写作风格是什么？
林清玄的散文创作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这类作品往往包含了深远的禅意,林清玄的散文独树一帜,自成风格,其散文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写作能以积极的入世态度,关注现代人生存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伴之以人文的关怀和思考.他的散文风格简朴、清新、智慧、幽远,能做到虚实生辉,空灵流动,具有诗性之美.余秋雨先生是人们非常熟悉的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和散文作家。他的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思想史、世界艺术理论史、城市文化学、全球华文文化史。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有《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等，倍受学术界推崇，他的散文集有《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 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禧日记》和《千年一叹》，尤其是《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反响，颇受读书界的欢迎和好评，在台湾文化界和出版界也引起了轰动，其作品发行量之大令人鼓舞。近年来，由于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余秋雨先生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新闻界和文化界的焦点人物和重磅明星。但是就在余秋雨声誉日盛的同时，各种批评和非议也接踵而至，并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现象业已成为当今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基于此，笔者试图对近几年来评论界之于余秋雨先生的各种批评做一巡视，以表达自己对余文的看法以及对当前文学批评的建议。当然，由于本人才疏学浅，资料不全，加之第一次操作此类文体，漏洞和缺失在所难免，我衷心地期待读者和方家的批评指正。（顺便说一句，我写作这篇文章并非附庸风雅，实在是有话要说） 焦点：多元批评格局的并存 文学批评大多具有强烈的论辩色彩和主观倾向，这受制于批评者不同的个性教养、知识背景、阅读层次和年龄特征等。因而在进行具体批评的时候，有的表现为不切实际的吹捧和奉承，有的表现为针锋相对的驳斥和诘难，有的表现为肆无忌惮的谩骂和攻击，有的表现为实事求是的评价和研讨。所有这些，都在批评余秋雨散文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笔者将学界批评秋雨散文的声音粗略地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吹捧奉承型、驳斥诘难型、谩骂攻击型和评价研讨型。 吹捧和奉承型 在这类批评中以冷成金、沙叶新、楼肇明等人的文章最为典型。 冷成金在其论文《论余秋雨散文的价值取向》的内容摘要中对余文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原话是这样的：余秋雨散文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时代的使命感对传统文人的品格进行了深入的检索，对复杂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清醒的汰选，从可爱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可信因素；余秋雨散文在文化传统的深处立定，以其冷峻的理性和充沛的人文意识关注民族文化品格的重建，从而完成了对当代散文的一次重要超越。在本文的末尾他还写道：余秋雨的确是一位诗人，读其散文，正如吟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使我们思接古往今来和上下八方，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个人的文化追求可能已经绝望，但文化的整体和谐、天道的运行规律仍然值得深深信赖。 著名作家沙叶新说，余秋雨是散文大家，《文化苦旅》是神品，是心底流出来的情致，是精致文化的代表作。楼肇明在《文化接轨的航程》中断言：余秋雨可能是本世纪末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同时也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孙绍振在《当代作家评论》上撰文说：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出现以后，散文作为文学形式正在揭开历史的新篇章……在''五四''以来的散文经典中，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先例：这么长的篇幅，这么丰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资料，这么巨大的知识容量，这么接近于学术论文的理性色彩又这么充满了睿智和情趣。 朱向前在《散文的散与文》中写道：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几乎是篇篇浸透了中国文化的凄风苦雨和中国文人的集体痛苦感，再以个人生命的真体验和真性情浇铸成文字，举重若轻，力能扛鼎，不仅上承新文学散文之余绪而且开启了一代风气，将整个当代散文的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女散文家梅洁在读罢《文化苦旅》之后激动地赞曰：仰望中国散文的天空，应该说，还是星光灿烂！而先生的《文化苦旅》则是其中一条河系！这条河系里的每一颗星星都在散发着一种魅力非凡的、深不可测的光晕！（见《我读〈文化苦旅〉》） 驳斥和诘难型 在这类评论中以余开伟、汤溢泽、朱国华、王永飚等人的文章最为典型。 余开伟的《余秋雨是否应该反思》《谁是文化杀手？》和《夏风秋雨愁煞人》可以说是三篇批判余秋雨的文章。其中，《余》文指出余秋雨教授没有反思和自省的勇气，却很有对批评者反击的勇气，把对他的批评上升到关系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的高度来看待。这样就只能导致作家自我感觉与客观实际的错位，无法超越自我，陷入自我膨胀和精神变异的困境。《谁》文认为余秋雨对待批评自己的文章应该处事不惊，心平气和，理智判断，科学分析，不能上纲上线，一概认之为文化杀手，将问题复杂化、白热化，这种做法只能造成文化领域更大的分裂、失控和混乱，恶化文化生态环境。 汤溢泽在《〈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一文中指出：《文》书现为部分读者的开胃品，不久即为读者的反胃货；余秋雨的《文》是借古典之物抒一己之情，托昔日之物以抒秋雨之志，再加上几段绞心的哀思；《文》外在是现代美文但其肢体则只是一味地舞弄古史，即是古史与现代美文的组装品。总之，《文》只停留在开垦中国古代文化或曰只对古代文明沉重吟唱的基点上，不但没有成为文化之峰，反而跌入了反胃的沟壑，是一本单调的散文集子。 朱国华在《别一种媚俗》中指出，《文化苦旅》中几乎每一篇文章的基调都是学术权威口吻的居高临下，遗老遗少式的吊古伤今，牧师布道时的悲天悯人，并且还夹杂着旧式文人特有的似乎聊充排遣之用的故作通脱。说穿了，《文化苦旅》的精神实质就是一种毫无新意的感伤情调。另外，他还说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是故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的流水生产线。 王永飚在《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一文在肯定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后，批评《霜冷长河》只不过是展现了一个中年人的琐细、啰嗦、四平八稳以及值得赞赏的柔情和心肠，《霜》的问世不但预示着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的终结，而且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无情地裸裎了余秋雨这种文化反思的失败，宣告了余秋雨所推崇的健全文化人格的实际破落。其理由是后文化苦旅时代的余秋雨什么专栏都写，什么晚会都参加……坠入了一种谈心说理的写作模式。 谩骂和攻击型 在这类评论中以王强、周泽雄、朱大可、黄敏等人的文章最为典型。 王强在《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章》中这样批评余秋雨：一、余秋雨的学问放弃思想的创新而专注于玩弄华丽的辞藻，只是用浮夸的语言阐述人所共知的常识；二、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放弃了起码的学术理性，把自己变成一个情绪化的生物；三、余秋雨与正常学术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他的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现代学术的一种嘲弄，是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四、《文化苦旅》是已被人们唾弃了的感伤主义和伪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王先生的总评是：余秋雨这类散文的风行，正是中国文化沉沦的象征，值得深思。 周泽雄在《最酷的作家》中言道：中国愿意赞美自己的作家多如牛毛，平心而论谁能做得像余秋雨那样老练和从容，自信和潇洒？幽邈的用心隐含在大气磅礴的文化袍袖之下，微微一抬，秋风乍露，就可以把人撩得远远。余秋雨真不愧是余秋雨！我原来应该想到，他高雅的名字其实早已透露了若干底里消息：秋雨，字面上的诗意自是充沛得无以复加，实际感受起来则完全是一派愁煞人的风景，何况他还鼓荡出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风。然后对余秋雨在《秋千架》中表达对妻子的关爱之情大加讽刺，批判余秋雨不该说其妻马兰是亚洲最美丽的女人，并动用伏尔泰的话作为论据：何谓美？询之雄蛤蟆，必答曰：''雌蛤蟆是。'' 朱大可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中将余秋雨散文的畅销归因于：历史利用文学获得了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此其一也；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以及一方面慰抚大众灵魂，一方面慰抚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和良知的双重话语功能具有极大的取悦性。此其二也。文中朱大可还指出了余秋雨散文的媚俗，其证据是某妓女的手袋里有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他的理论表述是：这个世界需要的绝不再是创造思想的精英，而是追踪公众趣味和理念的猎狗。此外，朱文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针对余文《道士塔》中所表现的民族情结提出来的：如果没有斯坦因等外国人的冒死拯救，这些经卷、写本、绘画和唐塑都将不复存在，只要敦煌艺术得以保存，无论它属于哪个国家（民族）。 黄敏在《〈文化苦旅〉七气》一文中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归纳为七种味道。霸气（表现为文风的霸道和态度的霸道）；商贾气（表现为处处做广告，兜售自己）；小儒气（表现为掉书袋、抖箱底）；八股气（表现为动辄上纲上线）；童稚气（表现为逻辑和语言功夫不到家）；猥亵气（表现为情节的猥亵和语言的猥亵）；市井气（表现为饶舌、刻薄与媚俗）。 评价和研讨型 在这类评论中以古耜、高恒文、张伯存、李咏吟等人的文章最为典型。 古耜关于余秋雨的散文的评论，据我收集的资料看来，共写过三篇文章，它们是《过于随意的历史解读--我看余秋雨的两篇散文》、《平心静气话秋雨》和《走出肯定或否定一切的批评误区--再谈余秋雨散文的瑜与瑕》。其中，《平》文在充分肯定余秋雨散文的审美成就和文学地位后提出了几点置疑：一、过分强调余秋雨散文的创新意义，不仅不符合客观实际，而且也无益于散文的继承和发展；二、余秋雨的散文中有很多篇章达到了质文俱佳的高度，但有些文本的观点和说法经不起认真的考究，如《一个王朝的背影》和《抱愧山西》（关于这两篇文章的评价在《过》文中也有提及）有捉襟见肘、疏漏悖谬之嫌；三、秋雨散文的意义和价值固然给当代散文创作带来了多方面的借鉴和启示，但尚未及为当代散文创作提供范例的程度。《走》文主要针对王强《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章》、韩石山的《余秋雨散文的缺憾》、汤溢泽《〈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和程光炜的《疲惫的阅读》的批评进行了再批评。 高恒文《学者的架子》一文针对余秋雨《文化苦旅》中的突兀之语进行了重点的批评，认为《废墟》一文中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并进而发挥或者是冬烘气十足地怀古，或者是实用主义的趋时的观点是下语轻率的高谈阔论；认为《吴江船》一文中的一段话：宋代大词人姜夔对垂虹桥最是偏爱，有一次，他在那里与挚友范成大告别，与他心爱的姑娘小红坐船远去，留下诗作一首：……是一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主观想象。高恒文的另外两篇文章《突兀之语何其多》和《关于硬伤答余秋雨》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 张伯存在《余秋雨董桥合论》中对余秋雨和董桥两人的散文进行了深入浅出地比较，并得出了一些切中肯綮的结论。他认为余秋雨的散文追求一种健全、完美的人格，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和道义责任，弘扬人文精神，透露出一种强烈的精英文化意识与启蒙精神，但由于他是一个文化理想主义者，高贵的文化人心态成了他传播文化时的心理障碍，同时也因此疏远了读者。他又认为余文燃烧着火热的激情，酣畅淋漓，具有强烈的心理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但其语言过于迷恋戏剧化效果到了矫情的程度，因而与散文的自然之美产生了悖离。 李咏吟在《学者散文的命脉》中对余文发表了以下看法：余秋雨自觉地担当起学者的使命，通过抒情散文来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历史忧患意识和民族意识；但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因对历史生命的悲悯而隔阂，自我生命的原始感受因面对历史的激情而模糊；余秋雨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合一的雅致语言，语言在抒情中融注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但这种偏向于抒情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容易陷入空洞，削弱文章思想的意义；余秋雨的散文追求一种思想的审美和谐和生命的感悟，但这是以远离思想搏斗，远离思想战场为代价的，因而缺乏某种穿透力和思想敏锐性。 展望：净化文学批评的环境 近年来文学批评呈现出一种空前活跃的态势，它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文化选择、社会良知、历史责任的巨大转变。这较之于过去千篇一律的僵死局面，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冷静审视，时下文学批评中出现的混乱、失范的现象却不能忽视，如何防微杜渐，矫枉过正，使之尽快走出恶性循环的泥淖，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依然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严肃课题。众所周知，文学批评的基本要义是对文学作品及其他文学现象的价值进行阐释和评价。它是人类的一种文化行为，一种价值活动；也是读者审美活动的一种反思形式和再创造过程。它通过对艺术价值的阐释和评价，直接制约着人类审美行为的导向、深度和效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不仅能够影响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能够指导文学鉴赏，提高读者的文学欣赏水平。当然，文学批评者由于一些主观和客观原因，固然可以表现出鲜明的批评个性，但这种个性必须建立在强烈的理性精神和崇高的学术品质上，必须与肆无忌惮的人生攻击和尖酸刻薄的人格侮辱严格划清界限，否则就会把严肃的文学批评引向误区，使之失去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认为，任何形式的文学批评都不能脱离被批评对象的主体精神和道德倾向，都不能对被批评对象的文本进行符合主观意愿的肢解和阉割，都不能断章取义的按照自我需要进行蓄意歪曲，然后以审判官的身份进行鞭挞和发难，甚至有违批评规则和道德自控，将被批评者的身世经历也当作攻击的靶子，这在道义上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也可以这样说，一个批评者如果没有阅读作品的感性冲动，如果没有独到的见解，如果因为不适合自己的知识谱系而羞于或怯于说出内心的感受，如果因为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如果因为碍于情面或为稻粮谋而不愿意说真话，那么，这样的学术批评是毫无益处可言的。遗憾的是，我们的许多批评者却津津乐道于此。 一个真正的批评者，应该尽可能客观公正地审视批评对象，尽可能地超越个人的好恶与偏见，以前瞻的眼光面对现实和历史发言，对人生真理和艺术真谛报以执著追求，即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只有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才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要做到上述这样当然很不容易，这需要高尚的人格魅力和丰赡的学术修养做后盾，但这应该是我们努力遵从的规范，即使我们不能完全做到，也应该尽力而为。 结语：对秋雨散文的几点看法 首先。余秋雨散文尤其是《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畅销主要是因为其作品本身的魅力，而并非有些批评家所说的商业炒作和自我包装（要说原因，也只是次要的）。笔者以为，余文之所以在文学日益贬值的今天仍然拥有广大的读者，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许多篇章主题重大，思想深刻，表现出一种跨越历史与现实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意识，以及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层关注。《道士塔》、《莫高窟》表现出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感叹和对灿烂文化被毁的悲哀；《五城记》、《抱愧山西》表现出对构建城市文明的渴望和对经济发展的关注；《流放者的土地》、《苏东坡突围》表现出对知识分子痛苦命运的惋惜和对制造这种悲剧的社会的控诉；《关于友情》、《关于善良》表现出对平等人际关系的向往和对真诚善良境界的追求；《华语情结》、《漂泊者们》所体现的是漂泊无定又拥有浓重家园意识的异乡故人的深情呼唤。 第二、典丽精工的语言锤炼，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以及小说叙事模式和议论话语模式的大胆引进，使文章具有很强的行文气势和艺术感染力。秋雨散文的语言是情理合一的典范，在他的诗性叙述中，叙事语法被一种理主宰着，浸满了一种历史的思考和感叹。这种语言不追求那种水一样的清澈，而追求一种潮样的愤激和诗意。生命的体验和感悟在一种哲理的词语中栖身，浑厚质朴。此外，修辞手法和叙述风格的大胆采用，对于增加文章的气势和厚度，起了很大的作用。 基于此，笔者认为，余秋雨的散文是大气的，它是作者胸襟、胆识、气度、使命感的自然流露。只有大用外腓，真体内充，才能返虚入浑，积健为雄，这是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而秋雨散文如荒荒油云，寥寥长风的大气和劲健正来自于作者内涵的深沉和执著。这无疑为当代文坛提供了一些优秀作品。我为余秋雨骄傲。 其次。后山居笔记时代的余秋雨，由于各种应酬，精品越来越少，粗制滥造的文本却越来越多。李新武在《余郎才尽》一文中言道：简而言之，《文化苦旅》是谈山谈水，《山居笔记》是谈史谈鉴，《霜冷长河》谈庸俗的人和人的庸俗。这番话虽然有失公允，但也有一定的道理。纵观《霜冷长河》一书，除却第二辑的几篇文章之外，其它文章真不敢恭维。文中再也看不出增删看不出润饰，更看不出心血的沉吟；行文失却了情感顿挫岁月跌宕，字里行间没有了人文关怀没有了忧患意识，说得严重一点，余秋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稍后的《千禧日记》和《千年一叹》也无足观，不过是一些旅游见闻罢了。为《相约星期二》环腰，令人生疑；为许晴的集子作序，使人腻味。我为余秋雨惋惜。 最后。我相信，余秋雨先生在新的世纪一定会认识到自身存在的缺点和不足，认真反省，回到《文化苦旅》时代的自己。毕竟，余秋雨先生是一个有良知，有人道主义的学者、作家，他一定会在道德滑坡、人性堕落、毒品蔓延的今天，为了人类的本性回归，为了给迷失自我的人们找回精神的家园而奔走呼号，也一定会为重建社会的文明秩序、为我们生活的人间处处充满爱而殚精竭虑。同时，我也深深相信，余秋雨先生同其他许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样，能够做到（哪怕只有一点点），因为他有足够的才情和学识。或许，我的要求太高了，但我仍然要为余秋雨期待。 稿件来源：大道中文期刊网 网友评论
林清玄的散文独树一帜,自成风格,其散文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写作能以积极的“入世”态度,关注现代人生存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并伴之以人文的关怀和思考 一） 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所谓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余利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丰厚的文化功底，将历史与文化契合，将历史写活、展现，引起我们反思、追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已渗透了文人的忧患意识和良知，这点也许是最重要的。 （二） 典雅、灵动如诗般的语言。余对语言有一种超强的领悟力和驾驭能力，他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交融的雅致语言，并且“语言在抒情中融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 他选择恰当的、富有诗意、表现力的语言加以表达，这些语言具有诗的美感，从而把复杂深刻的历史思想和文化说的深入浅出，平易近人，可读性很强。 同时他还综合运用对偶、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大段的排比，对偶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力度，构成了一种语言的气势，使语言不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平淡无味，而富有了张力，富有了文采。 （三） 多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余娴熟地运用了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还采用了小说笔法、戏剧的笔法、镜头特写等多种手法，这对于烘托主题，使文章内涵更深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 叙事的小说化特点。 余深谙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他凭借小说这种文体，使他的作品为广大读者所接受。首先小说的要素之一是故事，余是一个比较善于构建故事，甚至是很多传奇色彩很浓的故事，如《莫高窟》写到乐尊；写《上海人》，思绪飘逸，引叙出徐光启的故事，进而更深意义阐述上海人文化性的构成；其次小说的要素之二是细节。余的散文中常常见到栩栩如生的描绘，靠细节构筑成优美深邃的诗情画意。 〈2〉 余散文中的剧场效果 余在创作文化散文之前是从事戏剧理论创作，对于戏剧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因此在他的文化散文中，他融会贯通地运用了戏剧效果。他也曾说：我在散文中追求的场景，会使有些段落写法上近似小说，但小说的场景是虚构的，而我的散文中的情景，则力求真实。这些话我们可以从《文化苦旅》中找到印证，如《都江堰》那久久伫立的仪态，复杂的心理情绪都可作为剧场的一个场景。还如《白发苏州》、《信客》等篇章，只要略改一下就可搬上舞台。因此，这些经过艺术处理的文章，充满了阅读张力，常能提升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境界。 余与其说成是散文大家，不如说成是一位辩思的哲人，正如一些评论者对他的评论：“系秋雨散文的最大特色除了它浓郁的学术味和文化味外，便是那种诗意的写作风格，而构成这种风格的，恰好就是那种雅致高贵的忧伤，神驰古今的浪漫，充满终极关怀的文化品位”。对此，对于我们大学生写作也有很强的借鉴性，也能够为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首先，在追求表达的主题上，是力求表达自己，还是外部事物，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如何将其协调好，实乃智者所为。而我始终认为，能够表达自己真情，就是好的，不必太拘泥于章法，本身“文无定法”，但同时也渐渐发现，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不能总沉浸在小我的忧伤温情的封闭世界中，我们还要时不时地抬抬头，仰望一下古今，仰望一下中外，这个时代缺少一份大气、恢弘，但我们的文章却不能圈囿如此，我们也须怀着一份博大的文化良知。 其次，对语言的考究上。余散文的语言非常考究，字字句句都是经过精雕细琢的，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问题，这种刻意加工而成的文字，太过浮丽、花哨，掩不住某些内容的空洞，从《千年一叹》中可以看出，他的有些评论太过牵强，这也是《千年一叹》远不及《文化苦旅》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对语言的考究选用上要注意的是避免内容的空洞，不能为语言而语言，那种华而不实的文章没有多大的生命力，也会被聪明的读者所唾弃。 最后，关于风格的创新问题。既然是风格了，干吗还去创新？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其实未必，风格是要创新的，需要变化的。尤其对于本身固有自由精神的散文体来说，太常规化的风格〈或说成是格式吧〉也会渐渐成为一种僵化的套式，限制着自己的发展。细观余的散文，发现其中内含一种书写模式，譬如《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作品都有“小说叙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的创作元素。这种缺乏变化的话语模式最终让阅读者厌倦，因为它无法提供更多的阅读可能性。“小说叙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这种僵化的三位一体话语模式与散文本身固有的自由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格格不入的。“余秋雨的散文很容易就获得了世俗性的巨大成功，但在精神深度上却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文学不是抚慰品，不是按摩椅；文学是向阅读者诉说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文学是让阅读者重温语言的初始意义，那就是言为心声的人生见证，说话，而且是说真话，而且是说出真相。”所以风格创新是非常必要的，作品的生命力也才会长久。